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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居民收入如何持续增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此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都提出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这其中的一个主要背景是近五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下滑。根据官方数据，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5.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过去五年，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与前一个五年相比明显下滑，2014年至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接近7%。
另外，从全球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份额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仍然偏低。有一些国家，虽然居民收入占比较低，但政府通过税收等再分配之后，提供了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政府收入占比没有一个标准，如果政府收入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福利，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即使他们的收入占比高一些也是可以接受，如北欧一些国家的政府收入占比比中国高出不少，但他们提供的公共服务比我们好的太多了。比较糟糕的情形是政府拿去更大份额收入，但不是用之于民，而是去做一些与居民利益不相关的事情。
因此，当前收入分配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尚有提升空间。初次分配上，应建立更加有效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分配制度，让各种生产要素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要素报酬。加快生产要素市场改革，破除企业部门存在的垄断壁垒，缩小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微观机制上，企业内部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中小企业缺少这样的机制。在再分配中，加强政府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调节力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城乡、地区、人群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
也就是说，目前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出现了分化，部分大学毕业生能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还有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可能还不如一般的中专生。一部分人进入到新兴产业、数字经济，或者考上公务员、进入事业单位，相对来说他们的收入较高且能有较快增长。但是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进不到这些部门，又不愿意像中专生、高中生，进入工厂和服务业，找工作的难度加大。当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供给却在增加时，就出现工资下降或者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
国家统计局的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比约8.3%，农民财产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2.5%，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约占10%。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普遍高于农民，这是因为城市居民通过出租房屋、投资理财等获得更高的财产性收入。现在受房地产市场影响，租金收入出现波动，不利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但这需要通过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才能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在过去20余年显著增加，将来随着居民收入增加，中等收入人群规模还会有所增加。国家统计局使用的是绝对标准，将按照2018年的物价将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对应的人群即为中等收入群体。按照这个标准，只要经济保持增长，居民收入提高，达到这个标准的家庭会越来越多，一部分低收入人群通过收入增长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人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还会增加，但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等收入人群增加的幅度与此前相比可能会下降。
李实：客观地说，中国政府过去20多年，一直在改善民生和提质公共服务方面做出努力，也产生一定效果。通过强化收入再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但是相对于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不平衡问题，现行的再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仍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首先，社会保障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要覆盖全部人口。应该说，这一目标基本实现了。其次，社会保障要具有均等化的特点，特别是社会保障中公共资源的分配要均等化。再有，社会保障的缴费和待遇要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如今现行的社会缴费并没有按照累进制的原则，缴费带来了收入差距扩大。总之，中国在普惠制的社保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它的公平性和均等化程度。
我同意刘世锦的观点，提高农民养老金标准。农民养老金的提高它不能单纯靠缴费的提高，更应主要依靠财政补贴。农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到什么样的标准，专家对此有不同的建议。刘世锦提出，到2030年每月提到1000元。我比他的观点还激进一点，我认为5年都太长了，能不能考虑每年涨200-300元，三年涨到每月接近1000元？问题不在于财政能否负担的问题，而是政府的观念和意愿，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重要的是调整政府部门的理念，提高农村老年人养老金是可以做到的。
李实：我当时在会上提了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他们在农村有宅基地，能不能把宅基地盘活。比如，可否考虑出台宅基地换取补偿金的政策，既避免宅基地的闲置浪费，也让农村老年人经济上稍微宽裕一些。第二个方案，建议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增强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能力。如果能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另外还有一部分放弃宅基地的补偿款，这样他们进入城市养老也能更加体面，也能减轻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第三个方案，呼吁城市保障房制度对外来人口开放，让外来的年轻人有资格申请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让他们能住得稍微宽敞一点，把他们的父母从农村接过来。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这个消费率为68.3%。但城乡之间有差别，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率63.7%，农村居民消费率较高83.4%。农村居民收入低，消费占收入的比重相对就较高，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原理，居民收入越高，其消费占比越低。2024年的数据和5年前的2019年相比，又有一些变化。2019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约为70.1%，其中农村居民消费率为83.2%，城镇居民消费率约为66.2%。也就是说经过5年时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下降近两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率几乎没有变化，但城镇居民消费率下降稍微明显一点，下降约2.5个百分点。这个平均消费率数据，更能反映出居民拿到收入后有多大比重用于消费。
消费率数据到底是偏高还是偏低，没有一个科学的界定标准。从提高消费水平来说，如果提高收入，在消费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居民收入自然就会提高消费，消费总量会相应增加，这是消费的收入积极效应。如果在影响消费率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提高收入后，一部分人群的消费率会有所下降，这是消费的收入消极效应。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通过提高收入来带动消费的问题，而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消费率，这需要改变那些不敢让居民消费的因素，如个人负担的教育和医疗费用不断上升等因素。
特别是一些中等收入人群，孩子处在幼年，考虑家庭长期的稳定和对孩子教育质量有较高的预期，必须做出一些备案，有一个储蓄目标。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中等收入人群标准是一个绝对标准，实际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刚跨过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分界的标准。可能只是最近五年收入增加，才跨入中等收入人群，但仍然处在中等收入的下层，如果收入不稳定，很容易回落到低收入人群，相当一部分人面临这样的风险。对这个部分人群来说，促进收入增长和稳定收入预期，就变得相当重要。
李实：从理论上说，房价下降有两个效应。房产价格下降，意味着很多有房产的人拥有的房产价值在贬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在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更多的财产积累也会带来更多的消费。但对没有房产的人群、租房居住的人，他们可能是未来希望买房的人，房价下降后以后购房成本减少，有可能会促进他们消费。比如，原来我期待买套500万元的房子，我需要每个月省吃俭用存钱，现在降到300万元，购房支出下降，也会影响到我的消费。这只是讲到房价下降对消费带来的直接效应，它还有间接效应，因为房价下降会带来产业链的影响以及购房行为的影响，这些都会被消费者所观察到并成为其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应该说这些影响都是负面的，导致消费下降。
